陈臻教授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自己。
从小说话“大舌头”的他，早在复旦大学读汉语语言学本科专业时，就对语音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大舌头”的矫正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花了大半年时间，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图书馆查阅大量尘封的专业资料后，完成了论文，也成功矫正了自己口齿不清。
后来，陈臻到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再到全美言语-语言病理学的殿堂爱荷华大学专攻言语-语言病理学，学成后回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从事临床工作。
执业言语-语言病理师(CCC-SLP)是在国内相对陌生、在美国极为热门的职业，专门诊治交流障碍。作为国内少有的SLP，陈臻在临床和教学方面都有丰富经验。
他在这家耳鼻喉科全国排名第一的医院工作八年，累积超过1万小时的嗓音言语专病诊疗时间。这样的临床经验积累使陈臻不但能够熟练诊治嗓音言语方面的常见问题，还能精准处理这方面的疑难杂症。2020年，陈臻接受了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作为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副教授在华师大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继续临床工作。
陈臻擅长诊治的疾病是嗓音障碍、语音障碍（各类口齿不清）、口吃。针对言语训练及谱系家长关心的问题，大米和小米最近对陈臻进行了访谈。
器质性言语障碍发病率不到1%
大米和小米 ：你是如何与大米与小米结缘的？
陈臻：是在专业会议上结识的。大家在同一个圈内，都关注表达和沟通，专业有共通之处。美国和加拿大把对相关专业的命名从言语语言病理学（Speech-Language Pathology）修改为交流科学与障碍（Communication Sciences and Disorders），突出了这个专业就是处理交流沟通问题的。因为交流沟通方面的问题很多，执业言语-语言病理师们各自的主攻方向有所不同，我做的主要是嗓音问题、各类口齿不清、口吃问题。通俗点讲，就是管说话清不清楚、好不好听、流不流畅。
大米和小米 ：你接触的病例中，求诊者说话问题的病因是什么？一般如何判断？
陈臻：我们首先会判断患者有没有器质性问题。比如，针对口齿不清，先做口腔机制检查，看一下舌头、嘴唇等构音器官的运动范围、力量、协调性是否正常，再检查一下软腭硬腭的形态和功能。如果初步评估怀疑有听力问题，就会建议做听力检查。
如果存在器质性问题，一般需要先处理。腭裂可以通过外科手术修复。听障则可以通过助听器、人工耳蜗等提高听力，再做语训。
不过腭裂、听障的发病率非常低：腭裂不到千分之一，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绝大部分有言语语言问题不是器质性的，而是行为性的。所谓“行为性”，就是发音方法不对，习惯不正确。比如把“哥哥”说成“得得”，是因为舌头位置没有摆放正确，发g音时，本应该抬高舌头后面，却把舌尖抬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错误的习惯。语训就是一种行为治疗，把错误的习惯矫正过来，就解决了问题。
谱系孩子的言语问题需多职业合作
大米和小米 ：你是否在诊疗中遇到过谱系孩子？对此有怎样的建议？
陈臻：自闭症谱系障碍是非常大的概念，从轻度到重度差异很大。在交流沟通方面，轻的如Asperger综合征的孩子可能几乎没有问题，重的可能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需要借助辅助沟通（AAC）。对于这些孩子，专业的评估、完整准确地定位问题很重要。高质量的评估会使家长明白自己孩子在谱系上的位置、严重程度和预后。另外，很多谱系儿童需要言语-语言病理师、特教老师、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多个职业合作，进行长期干预。目前特教学校和机构能够提供相关的服务。
如果谱系孩子评估下来能够进行口语交流，只是语言、言语跟同龄孩子比严重落后，那么可以由言语-语言病理师对语言（包括词汇、语法等）和言语（发音的准确性等）同时进行干预。
针对发音的准确性进行干预时，语音输入比较重要。要提供高密度的、正确的语音刺激。家长不必指出孩子的语音错误，只要用正确的语音回应孩子即可。语音输入需要在家长和孩子形成共同注意的时候提供，这样孩子才能真正“吸收”。语音输出练习是请孩子发音，此类练习要兼顾治疗性和趣味性，大多需要在游戏和活动过程中进行，这样才能引起孩子兴趣，形成共同注意力，提高配合度。
帮助孩子学会发某些音的技巧包括使用听觉、视觉和触觉提示。比如孩子把k发成t。治疗师或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看着镜子，张大嘴巴发一些舌位靠后的“怪兽”的声音。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到观察口型和舌头的位置上去，这就是视觉提示。触觉的提示可以用一根棉签，轻点孩子舌面较后的位置和硬腭接近软腭的地方，使孩子对发音部分形成感官印象。
大部分孩子不需要做口肌训练
大米和小米 ：在对谱系孩子的干预中，常有人推荐口肌训练，用某些小工具在嘴巴里做动作。你提到触觉的提示，是否也会用到这类工具？
陈臻：作为一个专业的SLP，我所接受的系统科班训练中，没有口肌训练。如果患有神经性疾病，影响到舌头等构音器官的活动范围和肌肉力量，并且因此影响到了构音，可以尝试此类训练。
但是，绝大部分口齿不清是由于行为性问题，不存在神经性因素。教他练口肌，就相当于教一个不会拿筷子的小朋友练习手指的力量，是缘木求鱼，不应该做。
对大部分口齿不清的语音训练，使用一些随手可得的小工具就足以起到良好的效果。比如用一根长棉签，就像我们现在做新冠测试这种棉签，或者压舌板，再加上镜子、录音笔、震动器等等提供听觉、视觉、触觉辅助，让孩子体会发有些音(如a)的时候喉咙要有震动，发另一些音（如s）的时候没有震动，就完全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站在专业的角度和病人的角度，如果用两块钱的工具可以办到的事情，就不必花三五百块钱，去买一套所谓的工具。
男孩变声期的嗓音问题
大米和小米 ：男孩会经历比较明显的变声，变声没有变好嗓音也会出问题，这种情况可以治疗吗？
陈臻：男孩变声期的嗓音问题大多表现为音高偏高，声音听起来像“娘娘腔”，这种嗓音问题称为青春期声高异常（puberphonia）。因为青春期声带迅速变厚，有些男生发觉自己声音有改变的趋势，从而下意识维持小时候的声音，童声音高较高。
声带发育完成后仍可以维持童声，发声技巧就会出现偏差，有的甚至用假声说话，听起来就又尖又细了。通过调整发声时的气流量、喉部振动程度、喉结的位置，可以迅速消除青春期声高异常，发出与声带的生理结构符合的音色和音调。
这种病人五官科医院很多，快的话，训练一两次就完全好了。如果谱系儿童有这种问题，也可以治愈，但由于配合程度、沟通水平、行为问题等因素，训练周期会长一些。
美国的言语治疗很成熟，但急需本土化
大米和小米 ：中文和英文差别很大，美国的言语病理学虽然发达，但参考这套体系的同时，要使言语病理学在中国更好地发展，仍会面临本土化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陈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美国在言语病理学方面有完备的学科体系和最大的行业协会。它的学科分类、知识结构、评估工具、治疗方法都已成熟。我们把英文的东西直接翻成汉语，拿过来用。对于促进学科发展也有积极意义，但欠缺的是没有根据汉语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再设计。
要真正根据汉语特点设计诊疗材料，需要的专业性很强，而且需要跨专业协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举个嗓音的例子。比如，针对嗓音嘶哑国际上常用的训练方法叫共鸣嗓音疗法。这套疗法没有考虑音高对嗓音的影响。因为英语不是声调语言，音高变化相对次要。但是，汉语是声调语言，不同声调对嗓音会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共鸣嗓音疗法翻译成中文给中国人用，而能结合汉语声调的特点对该疗法进行修改，那么就能更好地解决中国人的发声问题。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吗？
总之，参考发达的学科框架，结合自身语言特点和国情，发展符合汉语和汉语使用者特点的评估、诊断、治疗的材料与工具，我认为是这个学科在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和着力重点。